云在博客上的小评引发了我“讲述女性主义”的欲望。我回复道:
女性主义不是洪水猛兽!我确实是“女性主义分子”呀,连博客的网址都是“女性主义的伊人”。伊人是我曾经的一个笔名。小隐娘还调侃说“很勇敢”呢。
其实云和小隐娘都是女性主义分子,只是你们自己并不自知或者觉得没有必要如此自我标榜。所谓女性主义,简单的说就是“女人有做人的权利”,或称“女权”,只是因为“女权”比较咄咄逼人,改成“女性主义”温和些,这些不过是命名的策略。
做人的权利推而广之就包括男女平等,否定男尊女卑啦,女人有受教育、著书立说等人的权利啦,除了作为女儿、母亲、妻子的身份,女人还要有自我的天空等。
相信这些都是你们早就认定的权利。我只是把这些东西更加明确出来罢了。可见“妖魔化女权或女性主义”的本质是什么了吧?就是不承认女人也是人呀!
中午在饭堂一边吃饭一边遥想过去。回来后就写下“我的女性主义历程”这样的题目。
应该说,我的成长、求学和工作过程,跟一般的女人相比,并没有受到更多的性别压抑。
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城家庭,我的父母对男孩女孩没有特别的偏见。对待我们三个小孩,他们总是说:大女儿是第一个孩子,当然疼了;二女儿虽然是意外怀上的,但出生时又白又胖的很可爱,也惹人疼啦;三儿子最小,前面有两个女孩,生了男孩当然高兴,也不会少疼的。
我妈多数时间在家当家庭主妇,因为那个年代找不到什么象样的工作。记得我妈妈年轻时候有过两份工作,一个是在竹器厂当工人,很辛苦的,常常被新鲜的竹子割伤了手,一天挣一块钱,一个月30元。一个是在街道的生产组当工人,好象是弄什么机器,回到家手上经常有油污。就是这样底层的工作,也不是自己能随便挑拣的,而且常常不能做得长久,有活就临时被雇,淡季了就被辞退。
80年代后我读小学高年级,家里经济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控慢慢好起来,我家比较早就买了电视、装了电话,我妈就很安心地专职做主妇。而我虽然是个女孩,家务却没有做多少,总是以忙于学业为由四体不勤的,我妈有我姐帮忙也没有勉强我。一直到结婚前,我都没有怎么炒过菜。记得刚结婚那阵,炒菜的时候还常常很怕油会突然溅起来呢。
做饭倒是很小就会,四、五岁吧。当时我妈妈身体不好,我和弟弟被寄放在潮汕普宁姥姥家。姥姥当时下乡是因为工厂搬到乡下。我去普宁说起来很辛酸,是去带我不到两岁的弟弟的。白天姥姥上班了,我就带着弟弟在家玩。小小孩不是很喜欢哭吗?记得我当年常常是哄不过来,就跟着他一起哭泣,常常哭得昏天黑地的姥姥回来了才止住吧。做饭是淘米下水等锅开,然后快熟就叫邻居一老奶奶帮我端锅。6岁了回城里读书,因为有做饭经验,妈妈就把任务交给我。我每天放学就要回家做饭,而我那一直没有离开父母身边的姐姐,就常常可以玩到很晚才回家。
可以说24岁结婚时干家务能力,跟5、6岁时候是一个水平吧。因为不擅长家务也不喜欢家务,所以常常很不忿:凭什么两个人都有工作,家务却要女的来做呢?那时候收入少,一边埋怨也还是一边做着。现在更是倒退,有能力雇保姆和钟点工之后,我就成了超级懒女人:吃完的碗就一直泡在水里,等工人来才洗。有时候工人请假就只能到饭堂或餐厅解决吃的。
十几年漫长求学的期间,好象也没有很深刻的男女不平等的事情发生。或者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自我或封闭的人,又或者是司空见惯就全盘接受吧。现在依稀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有个跟我同桌的男生,叫许少平吧,欺负我,我不高兴,跑到老师那里要求调换座位,被老师敷衍过去。当时似乎也没有很悲愤,因为我一直不是个软弱的女生,虽然没有跟男生打架来解决,但是应该自己找到惩罚他的方式吧,比如向老师告状就是一种吧,呵呵。我读书一直成绩还比较好,小学初中都是名列前茅,高中理科一般但是语文常常考第一名就一直很有自信。加上老师也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表现,班里女生的成绩跟男生不相上下,就从来不认为女生智力不如男生。
要说有意识地搞“女性主义”,应该追溯到读研究生写毕业论文。而之前确定毕业论文的论题也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喜好。我当时选的题目是:重构女性话语——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历程。读了很多台湾女作家的作品,加上当时世界妇女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北京召开,记得希拉里也来了,那段时间出了不少女性主义方面的理论书籍,自己觉得论述起来很顺畅。我的导师对我这个题目没有表现出性别倾向。倒是当时参与开题报告的几位男老师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。
现在已经在成人行列混了有些年头,早就理解当时他们不过也是一种敷衍的态度。那时研究中心有5、6个人吧,都是男的,其中有两、三个对“女性主义、女权”这些东西很反感,用讥讽的口气话外有话地发泄了一通对女人的不满,似乎有一位甚至建议我换个论题。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感觉遭遇了当面的男权围剿吧?我特别憋屈,主要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有某种崇高的想象吧,以为他们总该是思想比较开明的一群,没料到却是这样,眼泪可能都在眼眶里打转了吧?还好有一个老师及时跳出来,肯定了我论文的先锋意义和论述的亮点。
应该说是他们无意间的围攻给了我反抗的动力吧。之前我一直以为“女人也人是天经地义的”,却原来在我们这个男权文化深重的国度里,女人往往只具有生物学的含义,而一个女人努力追求实现自我是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。从那时候起,我才开始正式反思和探究女人的概念和历史。
跟大多数人一样,我以为写文章是一回事,生活和现实是另一回事。在遭遇各种性别的不公平的现象时,我也一般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不过是多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视角,觉得从性别这个角度来看往往焕发出奇异的更人性化的色彩。多数时候我只能把自己的锋芒放在文字里,生活中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居多的。记得当记者的时候,我有两次当着众人的面发飙的经历。
一次是一帮记者到广西旅游,一男导游为了活跃气氛,在旅行车上讲了很多贬损女性的黄色笑话,这个东西也不是只有他才会讲,之前我也不是没有遭遇到类似的场景。只是当天恰好是三·八节,所以我当场言语激烈地把导游骂了一通,还顺带控诉了男权文化对女人压迫的历史。男导游和车上多数人被我的伶牙利齿震得目瞪口呆,后来几天男导游见了我都绕道走。
还有一次是电视台的选美比赛,叫“东方新娘”还是“东方主妇”之类。我当时跑影视娱乐的,大大小小的选美活动跑了也早已不下10次了。有个节目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:女人的一生中有两个时刻最美丽,一个是当新娘的时候,一个是生完孩子当上母亲的时候。我明白他说的其实也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场面话,可我就还是忍不住拿着麦克风就着他陈腐的论点大肆批驳了一通。现在还记得他尴尬的笑容当场凝固在脸上。还好南方人都是很温和的,虽然论点针锋相对剑弩弓拔,但也就过过口瘾而已,之后大家还是和平共处见面笑嘻嘻的。
在媒体工作,写写影视小评论我会不由自主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问题,有时候采访名人明星,也会问问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记得作家贾平凹声称他一直很崇拜女人,而剧作家张广天就直接摆明了“女性就是革命性”的论点,显然都是直接褒扬的。我也早就明了,这个女性张扬的年代,场面上谁愿意当面打倒一大片为自己树敌呢。可是生活中女性受异化被丑化被妖魔化的事情依然不绝于耳。
从媒体转行回到校园当学者后,我又重新自觉拾起女性主义的理论武器进行文学评论。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以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为书名——重构女性话语,希望重续当年的梦想,也是自己对自己学术道路的鼓励吧。之后主编了一本很受欢迎的论文集《女作家严歌苓研究》,其实也是这个论题的一个实践呢。
对于女性主义,我并没有做什么更有意义更具体的事情。我很崇拜艾晓明那样的女性学者,她不仅教书育人,还身体力行策划或参与各种相关的社会活动,比如控诉约会强奸的湖南黄静案件,比如太石村的村民选举权和人权事件,比如重申林昭的亡魂内涵,比如声援吉林一大学女教师被无理停课等等。但是,我明白我其实做不到如她那样,那是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气的呀。
我现在只能做的,就是隐身在文字后面倡导一下女性主义而已。而表面上,我还需要那个乖巧的女人形象的面具的。跟大多数女人一样,在矫情和虚伪中呆得太长久太压抑了,我也会在控制不住的时候狰狞地发作一下的,然后生活的潮汐会抚平那些狂野的波澜,重新让生活归于死寂吧。